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成果新闻稿（全文）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发表成果新闻稿。新闻稿全文如下：

（2010年6月10日至11日，塔什干）

　　2010年6月10日至11日，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或“本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塔什干市举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俄罗斯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卡里莫夫、吉尔吉斯共和国外交部长卡扎克巴耶夫与会。

　　会议由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卡里莫夫主持。

　　本组织秘书长伊马纳利耶夫、本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以下简称“地区反恐怖机构”)执委会主任朱曼别科夫出席。

　　本组织观察员国代表团团长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扎尔达里、印度外交部长克里希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穆塔基，以及主席国客人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卡尔扎伊、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列席并发言。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库比什，独联体执委会主席、执行秘书列别杰夫，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秘书长博尔久扎，欧亚经济共同体副秘书长穆萨塔耶夫，东南亚国家联盟副秘书长赛亚甘·西苏冯列席会议。

　　会议期间，成员国在建设性和友好的气氛中就涉及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广泛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会议总结了2009年叶卡捷琳堡峰会以来本组织的主要工作成果，并确定了各领域合作的工作方向。各方在所讨论的问题上立场相同或相近，其内容已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宣言》中得到体现。

　　会议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接收新成员条例》和《上海合作组织程序规则》，进一步完善了本组织运作的法律基础。

　　会议听取并批准了本组织秘书长关于过去一年本组织工作的报告和地区反恐怖机构理事会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2009年工作的报告。

　　本组织成员国授权代表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农业合作协定》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合作打击犯罪协定》。

　　成员国表示将在本组织框架内全面开展紧密的互利合作，将本组织建设成维护本地区乃至全世界安全、稳定和繁荣的有效机制。

　　成员国重申，愿继续共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打击非法贩运毒品、武器和其他跨国犯罪活动，以及非法移民。成员国将继续深化合作与协调，共同落实好《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2010年至2012年合作纲要》等本组织框架内签署的相关文件。

　　成员国将加强同本组织观察员国的反恐合作，在现有地区组织及其反恐机构构成的伙伴关系网络的基础上继续积极参与地区反恐合作。

　　成员国对本组织成员国第五次安全会议秘书会议（2010年4月23日，塔什干）成果表示满意。

　　成员国对本组织启动建立禁毒合作机制表示满意。

　　成员国认为，应继续开展国际信息安全合作。本组织将加快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保障国际信息安全政府间合作协定》。

　　成员国高度评价本组织框架内的大型国际活动安保合作，同意将这一成功模式扩大到本组织观察员国。

　　各方对中方为筹备和举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所作的努力给予高度评价。

　　成员国强调，协调行动，消除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不利影响并确保成员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本组织重点关注的问题。成员国采取稳定本国经济和金融系统的举措十分及时，将有助于提高成员国抗风险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发展。

　　应逐步落实2009年10月14日在北京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加强多边经济合作、应对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共同倡议》确定的任务。为此，成员国强调，2009年12月在阿拉木图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首次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具有重要意义。

　　成员国指出，应加强本组织银行间联合体和实业家委员会在加强银行与实业界联系方面的作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

　　成员国对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首次在本组织成员国以外的乌兰巴托市举行会议表示欢迎，支持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实业界进一步加强联系。

　　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及其《落实措施计划》的实施情况表示满意。相关部门将继续共同落实上述文件所规定合作领域的具体项目。

　　成员国指出，开展人文和司法合作对巩固成员国睦邻友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将积极深化该领域务实合作。

　　成员国指出，首次科技部长会议、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以及文化部长、救灾部门领导人例行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成员国满意地指出，2009年12月18日第64届联大通过的“关于联合国和上海合作组织合作”的决议将进一步加强两组织在维护安全稳定，促进经济、社会、人文发展等共同感兴趣领域的合作。

　　成员国欢迎签署《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与联合国秘书处合作联合声明》（2010年4月5日，塔什干），该文件规定了两组织合作的基本原则和方向。成员国将根据自身利益，系统、务实地扩大同联合国及其下设机构的交往。

　　成员国支持加强同本组织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的合作，吸引他们的巨大潜力、资源和市场，共同参与本组织的活动。

　　成员国对本组织观察员国——印度、伊朗、蒙古国、巴基斯坦积极参与双方共同感兴趣的本组织活动表示满意，欢迎签署关于给予白俄罗斯共和国和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上海合作组织对话伙伴地位的备忘录。

　　成员国认为应继续制订本组织扩员的法律规定。国家协调员理事会将制订备忘录范本等文件，规范加入国加入本组织的法律、组织和财务问题。

　　考虑到本组织即将成立十周年，成员国认为应于明年举行隆重庆祝活动，通过《上海合作组织2010年至2011年行动计划》，确定这一时期本组织工作的优先方向。

　　本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下次会议将于2011年6月在阿斯塔纳市举行。根据《上海合作组织宪章》，本组织下任主席国由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担任。

　　成员国高度评价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在担任本组织主席国期间所做的工作，对乌方在塔什干峰会期间给予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


浅析一起案件中“遗嘱”的性质及其效力

林 海


【案情】
陈通国与陈通华、陈通友、陈通学、陈永、陈通碧、陈通菊、陈素贞系同父异母兄弟姐妹。其父陈志仪继承有工农街121号111.4平方米祖房一套。1985陈通国夫妇与父母分家单独生活时，购买了陈志仪、陈庆锋、陈中羲、陈国荣四兄妹的共有房屋工农街175号房屋，总价款为3600元；当时仅支付2700元购房款给陈庆锋、陈中羲、陈国荣三人，应付其父陈志仪的购房款900元一直未付。1993年元月15日，陈志仪、梁利冰夫妇召集子女召开家庭会议，由五子陈永执笔共同制订了一份《关于现行家庭管理、赡养老人及房产的暂行分置章程》。其上除梁利冰之名系陈志仪代签，陈通碧系其父代签（因其在外地工作，陈志仪征求陈通碧对此无意见后代其签名），陈通国庭审中对签名表示记不清外，其他人均签名认可。章程制订完后，陈通菊、陈素贞将自己的名字划去，表示放弃权利，也放弃义务。该章程中特别约定工农街121号祖房，今后属陈通碧、陈通友、陈通菊、陈素珍、陈通华、陈通学、陈永继承；陈通国现所住的工农街175号房屋已享受了父母一股帐（即900元的份额），对此就不再享有121号住房。同年2月7日，陈志仪夫妇召开家庭会议，八个子女均到场，其间由梁利洪（陈志仪之妻弟）执笔陈志仪夫妇立下《遗嘱》一份，内容为陈志仪、梁利冰夫妻将祖业121号房屋分给陈通友、陈通华、陈通学、陈通永；女陈通菊、陈通碧、陈素贞，三女自愿不分房屋；陈通国享受工农街175号房屋；弟兄姐妹一致同意签字以纸为据。其上落款处无梁利冰签名，当时八个子女均在遗嘱上亲笔签字予以认可。2001年、2003年梁利冰和陈志仪相继去世。此前，陈通国、陈通友、陈通华、陈通学、陈通永均按照前述《章程》的约定履行着赡养父母的义务，陈通菊、陈通碧、陈素贞也不定时的给付了父母一定的生活费。其间，八兄弟姊妹从未对《章程》和《遗嘱》提出异议，也未对家庭房屋权属发生过争执。2004年4月陈通国起诉要求分割工农街121号的房屋产权。
【评析】
对本案处理产生争议的焦点是：案件中所涉“遗嘱”是否属于《继承法》意义上的“遗嘱”，其性质和效力如何确定。
对此问题主要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遗嘱是自然人生前对其个人合法财产作出处分，而在其死后生效的法律行为。设立遗嘱可以采取公证、自书、代书、录音、口头等形式。我国继承法中对代书遗嘱做了严格的规定，即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遗嘱人签名。本案中，“章程”本身就是继承人代书，“遗嘱”虽是他人（兼见证人）代书，但其与部分继承人有利害关系，而且作为遗嘱人之一的梁利冰一直没有签名（或自己签名）。因此，本案中的代书人或遗嘱见证人均不符合法定要件，故无论“章程”还是“遗嘱”均不产生遗嘱效力，本案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处理，陈通国、陈通华、陈通友、陈通学、陈永、陈通碧、陈通菊、陈素贞各自分别享有工农街121号的房屋产权的1/8份额。
第二种意见认为，遗嘱最主要的特征是遗嘱人的单方法律行为，自然人设立遗嘱不需要征得继承人或遗赠受领人的同意，只要本人通过一定的符合法定要件的形式作出真实的意思表示，就可发生法律效力。立法对遗嘱的法定形式以及遗嘱见证人的资格作出严格规定，其根本目的在于保证遗嘱内容体现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防止受胁迫、欺骗所立及伪造遗嘱，防止非法剥夺继承人的继承权。本案中所涉《遗嘱》，是以《章程》为基础而形成的，虽名为“遗嘱”，但实为所有家庭成员间在一致合意基础上对父母合法财产有条件有期限予以处分（受让）的一种相互约定，其条件直接体现在章程中陈志仪夫妇与每个子女共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故本案中的“遗嘱”应当视为是一种有条件和期限交付财产的协议，与继承法上的遗嘱在性质和特征上具有明显的区别。由于本案中“遗嘱”各约定主体无法律禁止性规定情形，内容真实、合法、明确，体现了所有家庭成员的共同真实意思表示和约定，作为国家公权力的审判权就不应简单套用继承法上的代书遗嘱的规定，以形式上不符合法定要件轻易否认本案章程或遗嘱中对父母财产归属的约定。作为所有约定主体都应当本着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严格依照共同约定享受权利，履行义务，一同维护团结、和睦、幸福、稳定的大家庭关系。因此，对陈通国的诉讼请求应当不予支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本案“遗嘱”是陈志仪夫妇处分自己个人财产采取的一种特殊形式，即所有家庭主要成员（父母与子女）在一致合意基础上对个人财产归属附条件期限的约定，所采取的形式既不同于一般继承法意义上的单方遗嘱形式，也不同于分家析产协议。采取此形式的初衷和目的是为了稳定同父异母的大家庭关系，避免和减少老人死后各子女家庭间为争夺财产产生矛盾和纠纷。尽管“遗嘱”中部分形式与内容的结合不够准确，带来了丝丝遗憾，但毕竟形式还未足以影响到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事实上，一审按照第一种意见进行处理后，陈通华、陈通友、陈通学、陈永表示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检察机关提起抗诉，在再审审理过程中，所有当事人均表示了对一审结果不满，再审按照第二种意见作出驳回陈通国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各方当事人则均高兴地表示服判。
由此想到，公民处分自己合法个人财产尽管是其个人的一种权利和自由，一般而言，国家公权对此不予干涉；但如何更好地处分财产，特别是广大老年人采取何种方式对自己生前的个人财产进行处分，达到既符合法律的规定受法律保护，又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家庭团结和睦的效果，笔者个人认为，本案就是一个较好的例证，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