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为罪案埋单？
——一则案例引发的思考

林竹静*


新近发生的案例引发了笔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北京人杨勇曾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然而他做梦也想不到，幸福会在去年8月的一个上午停止——爱妻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杀害，而出事地点竟然是圆明园的著名景点大水法附近。” ——《北京娱乐信报》，2003年8月8日
案情简要如下①：去年8月26日上午9点，杨妻刘某带着两个儿子到圆明园散步，当他们在大水法附近游玩时，突然遇上了劫匪，刘某当场死亡，该案至今未破。痛失爱妻的杨勇遂将圆明园管理处告上法庭，要求赔偿。理由是该管理处在治安防范上有疏漏，导致罪案发生，理应承担相应责任。2003年8月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始公开审理这起特殊的民事赔偿案。
原被告双方观点针锋相对，争论的焦点是：“公园到底是否在安全管理上存在过错，有无过失责任，即有无尽到保护游客安全的责任。”杨勇认为，其妻的死与圆明园存在众多安全隐患有重要关系，尤其是大水法景点附近生长着一人多高的荒草却无安全警示牌、无治安人员巡逻，等等；并且认为，根据《消法》，该管理处作为提供服务者，其与购买门票进公园游玩的刘某之间构成一种消费服务合同关系，管理处应当保障刘某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否则就应承担责任。圆明园管理处则认为，刘某被杀是一起突发的刑事案件，一切刑事、民事责任都应由犯罪分子承担。突发的刑事案件，不可预测，且圆明园的一草一木包括荒草都不能随意清理，且在门票上已注明游客要注意安全，所以景点大水法附近就不需要立安全警示牌。以上说明其已在可能范围内尽到了应尽的安全保卫责任，故不应由其承担赔偿责任。
对本案专家的观点是：公园要不要赔，关键看公园到底有没有尽到安全保卫的责任。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立新教授认为：“这事实上涉及在公共场所受侵权的责任问题，管理者是否应该向受害人赔偿，关键要看他是否存在管理不当行为，是否尽到安全保护义务。”
然而“管理是否得当”又是一个弹性极大的标准，难以客观认定。再则，和公园一样，所有的商场、影院、餐厅、游乐场无论其性质为国有还是私有，同样属于公共场所，如果说一旦发生刑事罪案，经营者就有可能承担责任，那是否太过扩大了经营者特别是私营业主的责任？进一步言，公民作为纳税人，类似和国家达成了这样的“合同”即：履行纳税的义务，享受得到国家保护的权利。那么公民在大街上遇害，国家是否存在管理失当情形，应否对其负责？
杨教授对相关疑问的解答是，“在商场，保安主要负责保护顾客不受一般伤害，而像这种突发性的刑事犯罪案件，商场尽到了保护义务，就不应承担责任。一般发生在街上的刑事案件，就不涉及由公安部门或政府来承担赔偿责任。除非警察对小偷的盗窃行为视而不见，才可涉及公安部门的职责问题。”
杨教授的解释是基于现行法律规定对假设情况所做的答复。但还是可疑问的，如在本案，圆明园管理处到底有没有尽到安全保护义务？如果说在商场，保安的责任只限于对顾客免受一般伤害的保护，那管理处既无可能为每位游客配备保安，更不可能在室外环境中像商场一样安装监控装置，难道有理由让其对游客的生命安全负责？是否可以推断，杨教授未明言得断定了原告的最终败诉？②又按杨教授所言，如果商场里发生突发性的打架斗殴引起顾客轻微受伤，商场要负赔偿责任，一旦这样的斗殴一拳闹出人命，升格为刑事案件，商场倒可以免除责任了，因为这超越了商场保护责任的范围，这样的解释是否合理？再是，如果该案最终认定公园管理处有疏于防范犯罪的职责，那么又有何理由否认在大街上发生的刑事案件不应由政府有关部门来承担责任呢？如果说公园收了游客门票就有义务保证游客的人身安全，那么国家收取纳税人的税款，同样有理由保证公民的安全。
基于现行法律的规定，本案当事人只能起诉公园管理处以求得到可能的赔偿。但现存并不一定等于合理。超越现行法律规定追问：究竟谁该为罪案“埋单”，谁该对赔偿负责，圆明园管理处还是国家？本案提起赔偿诉讼的理由是什么，是公园未尽管理义务，还是基于国家保护公民的义务？
笔者认为公园管理处对这起突发的刑事罪案无须负赔偿责任，否则上述一系列疑问将难得圆满解答。从充分保护被害人人权的角度出发，对类似本案情况更好的解决应该是：在刑事罪案发生后，由国家担负对受害人进行补偿的责任。区别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故意或过失致害的案件，如刑讯逼供、非法拘禁、公安机关无故未及时出警等，引起的国家赔偿，国家对一般刑事罪案的发生无直接责任。虽然西方有观点认为：“被害人的存在就说明国家未能尽到保护其公民免遭犯罪的侵害的责任”③，但可以明确的是，犯罪是任何社会形态下都无法避免的社会现象。犯罪可以防治，但不可能根除。认为被害人的存在就说明国家有过错的观点，对保护公民人权是不遗余力，但其认为“国家须彻底避免公民受到犯罪侵害”，这未免不大现实。笔者认为，对刑事罪案的发生，国家无直接责任，因而对刑事被害人也就没有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国家作为全体社会成员的集合，可以构成一个共同担当被害危险的共同体，如果一个社会成员遭到犯罪的侵害，其他社会成员应该分担其损失。以众人之力分担一人不可承受之重，也是经济的做法。另外，仅仅罪犯的赔偿对于被害人而言，往往只是象征性的，一般无法完全赔偿他所造成的损失。因此，由国家对被害人的实际损失进行补偿，可以使被害人获得经济利益上的完全补偿，有利于保障被害人的权益。
支持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由如下：
一、合理性——基于国家责任理论
依据国家责任理论，国家对其公民负有防止重大责任事故和刑事罪案发生的责任，如果国家没有尽到防止事故和犯罪发生的责任而使事故和犯罪继续发生，国家就应对事故和犯罪的被害者所遭受的损失或伤害进行适当补偿。大事故和刑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正是在确认国家赔偿责任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法律制度，也是一个法治国家在禁止私人复仇后所应承担的责任。
二、必要性——出于对被害人人权保障与被告人人权保障的平衡
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立法和理论研究非常重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如无罪推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的规定及有关“沉默权”的司法实践和理论探讨等等。而相对而言，对被害人人权的保护虽也加强，如被害人诉讼主体地位的确立，但被害人实体权利的保护仍嫌不足，公民遭受犯罪侵害只能自认倒霉，基本无法像受到民事侵权那样得到赔偿。今后应当通过刑事被害人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强化被害人人权保障，使过于向被告人倾斜的天平恢复平衡。
三、可行性——对于建立该制度的现实分析
这一制度在国外早已通过立法的形式得到确立，并成为人权立法的重要标志。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新西兰、英格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一些州，就陆续开始对暴力犯罪的被害人实行国家补偿。英国自1964年就建立了国家补偿制度，1988年《刑事审判法》更明确规定得到国家赔偿委员会的补偿是被害人的一项法定权利。1984年10月10日美国制定了《联邦犯罪被害人法》。德国则于1986年制定了关于改善刑事被害人地位的《被害人保护法》。法国于1977年在刑诉法典第4卷增设第14编， 确立了对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之后又于1981年、1983年和1985年对1977年增设的法条进行了修改。日本1980年5月1日公布了《犯罪被害人等怃恤金付给法》。④
在我国，这一制度却迟迟未得落实，持反对论者最大的理由是现阶段国家财力不足以实现这一制度，并认为如果一味和西方国家比较，就是脱离现实国情，就是“言必称希腊”。然而必须明确的是对刑事被害人进行国家补偿决非发达国家的专利或是国家的恩赐，联合国《为罪行与滥用权力行为的受害者取得公理基本原则宣言》提出："当无法从罪犯或其他来源得到充分的补偿时，会员国应设法向下列人等提供金钱上的补偿：一是遭受严重罪行造成的重大身体伤害或身心健康损害的受害者；二是由于这种受害情况致使受害者死亡或身心残障，其家属、特别是受养人。"以及"应鼓励设立、加强和扩大向受害者提供补偿的国家基金的做法。在适当情况下，还应为此目的设立其他基金，包括受害者本国无法为受害者所遭伤害提供补偿的情况。”建立国家赔偿制度，目的在于强调国家对控制犯罪和补偿被害人的责任，使不能获得被告人赔偿的被害人最大程度地从被害后果中得以恢复。于我国来言，“国家财力有限”确是建立该项制度的障碍，但决不能成为国家对被害人“爱莫能助”的理由。笔者的建议是应尽快制定一部专门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具体规定补偿的主体、对象、条件、方式、范围、数额、程序等内容；设立一个专门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基金”机构，规定补偿的宗旨和性质、申请的接受、获得补偿的条件和金额及领取办法等；在补偿金的来源上采类似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中采用的社会统筹方法，“一人受害，众人分担”，而非一力依赖国家财政拨给。另外还可以结合就业保障、税收减免、生活补助等途径对被害人进行补偿。这里必须明确的是这种待遇体现的不是国家对被害人的同情，而是国家对刑事案件被害人的补偿义务。
在实践中摸索出一条适合国情的国家补偿制度，无疑对保障被害人人权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一国法治发达和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惟在设立该项制度的具体操作层面，须从国情出发，实事求是。抛砖引玉期待法律和经济学界专家学者的深入研讨。


*华东政法学院刑法学研究生
① 关于本案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的评论，除参看2003年8月8日《北京娱乐信报》外，大量网站均有转载，可通过www.google.com查询相关内容。
② 2003年9月23日《北京晚报》报道： "一审判决被告圆明园管理处不承担责任，原告表示上诉。” 本案相关判决结果也可通过“新华网”查询。
③ 李玉华：《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政法论坛》2000年1月。
④ 参：岳光辉：《国家赔偿法实例说》，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预防和处理执行突发事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的通知

（法发[2009]5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预防和处理执行突发事件的若干规定》（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地实际，贯彻执行。


二○○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预防和处理执行突发事件的若干规定（试行）


　　为预防和减少执行突发事件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执行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危害，规范执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保护执行人员及其他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执行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执行突发事件，是指在执行工作中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危及执行人员及其他人员人身财产安全，严重干扰执行工作秩序，需要采取应急处理措施予以应对的群体上访、当事人自残、群众围堵执行现场、以暴力或暴力相威胁抗拒执行等事件。


　　第二条　按照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因素，执行突发事件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
　　特别重大的执行突发事件是指严重影响社会稳定、造成人员死亡或3人以上伤残的事件。
　　除特别重大执行突发事件外，分级标准由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辖区实际自行制定。


　　第三条　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对辖区法院执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的指导。
　　执行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由执行法院或办理法院负责。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成立由院领导负责的应急处理工作机构，并建立相关工作机制。
　　异地执行发生突发事件时，发生地法院必须协助执行法院做好现场应急处理工作。


　　第四条　执行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处理相结合的原则。执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坚持人身安全至上、社会稳定为重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制定执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执行应急处理预案包括组织与指挥、处理原则与程序、预防和化解、应急处理措施、事后调查与报告、装备及人员保障等内容。


　　第六条　执行突发事件实行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程报告制度。执行人员应当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本院执行应急处理工作机构。
　　异地执行发生突发事件的，发生地法院应当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当地党委、政府。


　　第七条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定期对执行应急处理人员和执行人员进行执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有关知识培训。


　　第八条　执行人员办理案件时，应当认真研究全案执行策略，讲究执行艺术和执行方法，积极做好执行和解工作，从源头上预防执行突发事件的发生。


　　第九条　执行人员应当强化程序公正意识，严格按照法定执行程序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规范执行行为，防止激化矛盾引发执行突发事件。


　　第十条　执行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执行工作纪律有关规定，廉洁自律，防止诱发执行突发事件。


　　第十一条　执行人员应当认真做好强制执行准备工作，制定有针对性的执行方案。执行人员在采取强制措施前，应当全面收集并研究被执行人的相关信息，结合执行现场的社会情况，对发生执行突发事件的可能性进行分析，并研究相关应急化解措施。


　　第十二条　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发现有执行突发事件苗头，应当及时向执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机构报告。执行法院必须启动应急处理预案，采取有效措施全力化解执行突发事件危机。


　　第十三条　异地执行时，执行人员请求当地法院协助的，当地法院必须安排专人负责和协调，并做好应急准备。


　　第十四条　发生下列情形，必须启动执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
　　（一）涉执上访人员在15人以上的；
　　（二）涉执上访人员有无理取闹、缠诉领导、冲击机关等严重影响国家机关办公秩序行为的；
　　（三）涉执上访人员有自残行为的；
　　（四）当事人及相关人员携带易燃、易爆物品及管制刀具等凶器上访的；
　　（五）当事人及相关人员聚众围堵，可能导致执行现场失控的；
　　（六）当事人及相关人员在执行现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抗拒执行的；
　　（七）其他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或危害执行人员安全的。


　　第十五条　执行突发事件发生后，执行人员应当立即报告执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机构。应急处理工作机构负责人应当迅速启动应急处理机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态恶性发展。同时协调公安机关及时出警控制现场，并将有关情况报告党委、政府。


　　第十六条　执行突发事件造成人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执行应急处理人员应当及时协调公安、卫生、消防等部门组织力量进行抢救，全力减轻损害和减少损失。


　　第十七条　对继续采取执行措施可能导致现场失控、激发暴力事件、危及人身安全的，执行人员应当立即停止执行措施，及时撤离执行现场。


　　第十八条　异地执行发生执行突发事件的，执行人员应当在第一时间将有关情况通报发生地法院，发生地法院应当积极协助组织开展应急处理工作。发生地法院必须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同时报告当地党委和政府，协调公安等有关部门出警控制现场，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控制，防止事态恶化。


　　第十九条　执行突发事件发生后，执行法院必须就该事件进行专项调查，形成书面报告材料，在5个工作日内逐级上报至高级人民法院。对特别重大执行突发事件，高级人民法院应当立即组织调查，并在3个工作日内书面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第二十条　执行突发事件调查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经过；
　　（二）事件后果及人员伤亡、财产损失；
　　（三）与事件相关的案件；
　　（四）有关法院采取的预防和处理措施；
　　（五）事件原因分析及经验、教训总结；
　　（六）事件责任认定及处理；
　　（七）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第二十一条　执行突发事件系由执行人员过错引发，或执行应急处理不当加重事件后果，或事后瞒报、谎报、缓报的，必须按照有关纪律处分办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二十二条　对当事人及相关人员在执行突发事件中违法犯罪行为，有关法院应当协调公安、检察和纪检监察等有关部门，依法依纪予以严肃查处。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