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适用“两高”《关于修改盗窃犯罪数额标准的通知》问题的电话答复
1992年2月2日，最高法院研究室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鄂高法〔1992〕9号《关于适用“两高”〈关于修改盗窃犯罪数额标准的通知〉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两高”《关于修改盗窃犯罪数额标准的通知》第五条规定：“盗窃数额特别巨大，同时又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可以依法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这是对“两高”《关于当前办理盗窃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个人盗窃数额三万元以上的，应当判处死刑”的规定的修改。这里所说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我们认为，除上述《解答》第六条第（一）项规定的五种情形以外，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和《解答》规定的精神，从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犯罪所造成的严重危害等方面，实事求是地加以认定，但必须从严掌握。

附：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两高”《关于修改盗窃犯罪数额标准的通知》的请示 鄂高法〔1992〕9号
最高人民法院：
最近我院在审理今年受理的第一件共同盗窃案件时，因对“两高”《关于修改盗窃犯罪数额标准的通知》的规定理解不一，未能下判。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盗窃主犯金峰，1991年5月至8月，单独和分别纠合被告人涂昌新等人，流窜至湖北省公安县、武汉市和沙市市居民生活区，采取踹门、撬窗、扭锁等手段，盗窃作案31起，共窃得现金14660元，以及摩托车、金戒指、金项链、照相机、收录机等大量贵重物品，现金及物资折款共计46600元以及粮票4900余斤，油票15．5斤。其中，被告人金峰单独作案13起，盗窃价值19000余元，纠合他人作案18起，盗窃价值37600余元，获赃款和赃物折价共计35220余元，粮票3900余斤。
对此案主犯金峰如何量刑，我院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根据法（研）发（1991）47号文第5条的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同时又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可以依法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我省确定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为25000元。金犯盗窃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但无“两高”《关于当前办理盗窃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所列举的五种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因此不能判处死刑。另一种意见是，可以判处死刑。主要理由：第一，金盗窃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第二，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触犯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盗窃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除了《解答》所列举的五种“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外，还有所没有列举的“等等”特别严重情节。盗窃数额特别巨大本身就是“情节特别严重”。原规定“个人盗窃数额30000元以上的，应当判处死刑”仍应执行。现鉴于盗窃犯罪数额标准提高了，根据我省情况应判死刑的数额标准可定为35000元或40000元以上。第三，从审判实践中，如果认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仅《解答》所规定的五种，那么，即使盗窃公私财物达百万元，无这五种特别严重情节也不判死刑。这势必轻纵一些重大盗窃罪犯，既无助于当前正在进行的反盗窃专项斗争，又无助于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后者为倾向性意见。
哪种意见正确，请从速批复，以利本案和其他重大盗窃案件的正确判处。
1992年1月15日


　摘要：当前大量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行为得不到及时制裁，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救济，这种状况与我国传统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在环境污染犯罪中的适用困境不无关系。因此，本文笔者在介绍传统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并阐述其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的适用困境的基础上，着重介绍新兴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提出我国应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中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关键词：环境；环境污染；因果关系推定理论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向大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行为。对于这种犯罪来说，成立犯罪既遂要求行为造成一定的结果，因此，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贵任必须确定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一、传统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因果关系理论

　　1、英美法系国家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

　　英美法系是判例法系，它是通过具体的判例来总结其因果关系判定的原则，主要可以概括为双层次因果关系说。所谓“双层次”，就是把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分为两个层次进行考察，即事实上的原因和法律上的原因。其中，事实上的原因是刑法因果关系成立的前提，法律上的原因是刑法因果关系成立的关键。

　　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是指“客观存在于外界之中的先行为与后结果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的联系[1]”，这种联系是客观的，与人们的主观认识及法律规定没有任何联系。事实上因果关系的判定方法用“but-for”公式来表达，即如果没有行为人的行为就没有危害结果时，则行为人的行为就是危害结果发生的事实上的原因，可见这一层次因果关系的判断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条件说存在相似之处。事实上因果关系的判定没有对原因与条件进行区分，单纯采用“but-for”方法来判断因果关系容易扩大刑法的惩处范围。

　　为了弥补事实上的因果关系的缺陷，学界提出了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学说。它是指以事实上的因果关系的成立为前提，从事实原因中筛选出“能够被法律认为应当让行为人对所产生的危害结果承担责任的原因[2]”作为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对于如何筛选出具有法律价值的原因，英美法系国家有“近因说”、“预见说”、“刑罚功能说”及“政策说”等代表性观点。应该说这些学说在评判具有法律价值的原因时都存在着一些缺陷与不足，近因说对近因的判定缺乏统一的认识，必然会引发司法实践的争议；预见说以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为标准来评判法律原因，不但否定了因果关系理论研究的意义，而且混淆了因果关系与主观罪过的区分；刑罚功能说从刑事责任出发来考察法律原因，本末倒置，将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与刑事责任混为一谈；政策说以抽象、易变的政策为标准来认定法律原因增加了司法实践的困难。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双层次因果关系说从事实原因与法律原因两个层次来考察因果关系，“为刑法因果关系的正确解决提供了基础[3]”，为我们进行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思路。

　　2、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

　　大陆法系国家十分注重对法律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和探讨。对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理论研究也不例外，它形成了条件说、原因说和相当因果关系说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学说，具体而言：

　　（1）条件说

　　条件说是最早出现的并且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司法实践的学说。该学说立足于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认为在行为与结果之间，如果存在“如无前者，即无后者” 的关系，就成立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一切行为，只要在逻辑上是结果产生的必要条件的，则就都是结果产生的原因，并且各行为的作用相同，没有原因力上的差别，因此也称“全条件同价值说”。从条件说的内涵我们可以看到该说在判断刑法因果关系的问题上具有直观、全面、客观的鲜明特点。该说的采用不仅有利于人们迅速地从纷繁复杂的原因体系中除去非必要性的因素，同时又不遗漏本应受到刑罚惩处的犯罪行为人，保障准确地认定因果关系链条，还有利于有效地避免主观因素介入因果关系的判断，保障因果关系判断的客观性。但另一方面，该说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与不足，一是条件说扩大了刑法的考察范围。该说依照本来是确定自然科学、物理学的因果关系的标准来理解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把危害结果产生的一切条件都当作法律上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刑法因果关系的特点，扩大了刑罚的适用范围；二是条件说的评价是片面的。条件说不考虑各个行为对危害结果产生的作用不同，无论行为人实施行为的危害程度大小，在确定刑事责任时都一视同仁，导致行为人之间的不公平。尽管条件说存在着不足与缺陷，但不能以此抹杀了该说在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要认识到大陆法系国家因果关系理论的其他学说都是以条件说为基础，经由一定的修正、限制产生的。

　　（2）原因说

　　针对条件说存在的种种缺陷，原因说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条件说不适当地扩大刑事责任的适用范围，因此该说又称为“限制性条件说”。原因说的核心是严格区分原因和条件，主张在众多的导致结果发生的条件中，只有其中起特别重要作用的一个条件才是刑法上的原因，才是刑法追究的对象，而其他的条件只是单纯性的条件。至于采用什么标准来判断这一个起特别重要作用的条件，不同的学者依据不同的标准提出了不同的学说，主要有“直接原因说”、“最终原因说”、“最有力原因说”、“决定原因说”、“必生原因说”等等，但是这些学说所提出的标准都比较模糊而难以把握，这是原因说的一大缺陷。此外，原因说忽视了现实中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只承认一个原因，将“多因一果”的情形排除在外是极不科学的。

　　因此，尽管原因说克服了条件说不适当地扩大刑事责任的弊端，在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发展中具有积极的意义，但现在并没有多少人去坚持了。

　　（3）相当因果关系说

　　相当因果关系说与原因说一样也是为了限制条件说而提出来的，因此又称为“相当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说的核心内容是，要判断引起结果发生的数个条件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必须立足于社会经验法则的考虑，也就是说从一般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经验、智识加以判断，只有具有发生结果的相当性的条件才是刑法上的原因。“相当性”的判断是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关键。依据判断“相当性”的标准的不同，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又存在以下三种观点:第一，主观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此说认为，应当以行为人行为时所认识或者能认识的事实为标准，判断行为与结果之间有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主观说不考虑社会一般人的认识能力，完全以行为人的主观认识能力为标准，确定刑法因果关系之有无，使得“把一般人能够认识，但行为人没有认识的事情排除在评价的范围之外，致使因果关系的评价范围过于狭窄[4]。”第二，客观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此说认为，应当以一般人对行为时存在的客观事实及行为后会发生的危害结果能否预见为标准来判断因果关系。凡是一般人能预见的就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反之就不存在因果关系。针对此说，有学者指出了其适用上的风险，“在大陆法系国家，案件审理全由法官进行，虽然他们从广义上讲也是社会普通成员的组成者，但毕竟是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人，与社会普通成员毕竟有所不同，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助长法官的自由擅断[5]”。另外，笔者认为从一般人不能预见而行为人能够预见的情况来考虑，客观说也会形成不合理的责任评价。例如在环境污染犯罪中，由于污染行为的实施者通常拥有排他的知识垄断特权，受害者和第三者甚至国家是被排除在外的，这时如果还要按照客观说的标准来认定因果关系，则不但会使污染者逃脱法律的制裁，甚至还会促使一些人以此为屏障故意实施污染行为。第三，折中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此说“立足于行为之时(行为者的立场)，以一般人在通常情况下能知道或者能预见、并且以行为人在具体情形下能知道或者能预见的特别情形为基础[6]”来判断刑法因果关系的有无。也就是说，对于行为时存在的客观事实及行为后会发生的危害结果，凡是一般人能知道或者能预见行的，不论行为人是否预见，都认为存在刑法因果关系；即使是一般人不能预见，但行为人能预见的也认为存在刑法因果关系。对相当性的判断，笔者认为折中说是较为合理的。

　　相当因果关系说在限制条件说的基础上，以一般的社会经验法则为判断因果关系有无的标准，克服了原因说以自然科学之力为判断标准的不足，并且不排除“多因一果”情形的存在，因而得到广泛的赞同，在理论上较为流行，目前已经成为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主流学说。我国台湾地区在理论和实践中也奉行此种学说。

　　3、我国传统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

　　我国因果关系理论受前苏联有关理论的影响，与哲学的联系十分紧密，长期拘泥于偶然因果关系与必然因果关系之争。必然因果关系的理论根据是哲学上的因果关系的定义，这是由毕昂特科夫斯基教授提出的。必然因果关系说认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行为与结果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偶然因果关系说是由库德里亚夫采夫最早提出的，他认为:“不论人的行为与社会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任何犯罪的行为都将导致承担责任。”。[7]这种观点对于认定污染环境犯罪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双层次因果关系说，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抑或是我国的刑法因果关系说，这些传统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在因果关系的判定上都是由因至果的证明思路，即因果关系的成立需要控诉方证明危害结果确实是由行为人的危害行为所造成的，这种证明要以自然科学法则为基础，通常情况下需要经历大量的、复杂的、严密的证明历程。这种传统的因果关系认定在普通犯罪中适用无可非议，但对于污染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具有流动性、广泛性、持续性和综合性等特点，其对生命、财产和周围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有时并不是立即出现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来说，要以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来认定该种犯罪的因果关系是十分困难的。在当前严峻的环境污染情况下，我们必须适用对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有所创新，从而适应现实需要，达到惩罚和预防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的刑罚目的。

　　二、新兴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因果关系理论

　　针对传统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在判断环境污染犯罪因果关系中的困境，国内许多学者认为应当将环境民事侵权救济领域中的因果关系理论引入刑法，通过因果关系推定的方法以降低刑法因果关系的证明度。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的内容主要包括在“疫学因果关系说”、“间接反证说”及“盖然性说”理论中。

　　1、疫学因果关系说

　　疫学因果关系说是指疫学上可能考虑的若干因素，利用统计的方法分析各因素与疾病间关系,把联系紧密的因素作为判断因果关系的根本因素。疫学因果关系说因研究方法不同可分为记述性疫因学、分析性疫因学、试验性疫因学三种,而且在实践运用中可借鉴动物疫学与植物疫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