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中存在问题初探

杨飞


自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被高检院列入七项公诉改革内容以来，各地检察机关改革的积极性很高，取得了不少有益的经验，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2003年，“两高”、司法部又联合出台了《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若干意见（试行）》（下称《意见》），表明了高层对这一改革举措的充分肯定，但是从运行实际情况看，该项改革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 定位模糊
首先应明确，无论是称普通程序简化（简易）审，还是称被告人认罪案件审理方式其实质含义并无二致。目前对简化审有两种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是介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之间的一种新型审判模式1；一种观点认为只不过是一种刑事案件法庭审理方式或技巧而已2。显然后者更趋保守，两种不同的定位决定了各地探索改革方法时在能不能破法、在多大程度“破法”上做法差异巨大，由此引发的争议也很大。如果将简化审作为探索新的刑事案件审判方式来对待，则似乎应当允许个别地区有选择的制定不同于普通程序的规则。自《意见》发布后，其用意显然比较谨慎，虽然并不意味着改革的终结，但是目前实行简化审大范围突破刑事诉讼法的现象应该终止，认真地贯彻适用该《意见》。因为凭借各自理解一哄而上五花八门的改革措施确实存在着破坏法制统一，自行造法的弊端。基层司法机关不能超越法律借此为自己减压解负。
推行简化审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如何将其溶于目前的法律环境？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庭审的规定已经十分粗疏，这就为简化改革提供了一个“宜减则减、宜繁则繁”的法律空间，简化可以理解为法中本来应有之意。之所以简化，是因为我们目前的庭审中存在着人为的不科学和复杂化做法，故改革的对象不是法条，而是在条文允许的空间改革长期以来刑事审判由不规范带来的积弊。在简化改革中决不能为简化而简化，不能伤及现有的刑事诉讼法条文，某种程度上讲，简化改革中甚至不是规定可以不做什么，而是规定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简化审应该视为刑事案件一审普通程序的科学化操作改革。认为简化审是介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之间新的庭审方式是不准确的。改革不应该与刑事诉讼法有任何冲突，其重点是对庭审中原有的不必要的烦琐、混乱做法进行科学规范，目标应放在建立科学高效的一系列庭审调查、辩论规则，所以不是一味“简化”，而是着眼于“优化”。
二、 追求效果单一
推行简化审的初衷是提高刑事诉讼效率，缩短诉讼周期。大部分的基层法院在论及推行简化审的效果时都讲到此举明显效果是大大缩短了庭审时间，从而缓解了法院的案件压力、提高了诉讼效率。但是决定诉讼效率的显然不只是庭审效率，完整的庭审时间与目前大量繁杂的庭外诉讼时间相比是极其有限的。一个案件的庭审时间由一天减为2-3小时，可以说对整个诉讼时限影响甚微。达到这个目的决不意味着大功告成。因此，提高诉讼效率的着眼点应放在整个诉讼环节。目前缩短庭审时间后并未达到缩短审理期限的现象大量存在，可以讲，缩短审限的预期目标大半是落空了。况且，在目前将简化的目光盯在刑事诉讼最关键的庭审环节大加删减，实为不智之举，与刑事诉讼中突出庭审作用的方向是相悖的，将越发加重庭审流于形式的弊病。所谓缓解法院压力，究其实是缓解了法院开庭的压力。我国的普通程序本来就比几乎所有法制发达国家更为简单和粗疏。这种视开庭为压力的观点反映了一部分司法人员不习惯于规范化庭审，不愿受庭审规则约束的随意化心态。开庭不重视，庭前庭后看案卷，此种做法与新刑事诉讼法初步确立的法官居中裁决的方向背离。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当简易化审理以缓解法院压力而不是以满足当事人的程序正义为出发点时，效率的价值就可能覆盖和损害简易化审理应当具有的价值和功能3。
三．操作规范繁杂而不实用
大部分地区制定的“操作规程”（包括《意见》）其实都对庭审中如何具体减化拿不出多少办法，而对于如何保证简化规定的更少。反而在庭前附加了大量不必要的前置程序，如检法双方讯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询问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提前告知被告人诉讼权利、法官对起诉书的阐明等。一些地方为此又自创了一批法律文书。在适用范围上，大多数既规定适用条件，又规定了排除适用条件、中途变更事由等，比之普通程序还要复杂和难以掌握。这种烦琐的范围规定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是否能切实为被告人所理解并充分运用，是一个问题。实质上成了法院检察院掌握内部文件。而且，多数操作规则中的外围性规定和实质性规定在法理、逻辑上并无必然联系。即使被告人认罪的案件满足了规定中的其他条件，如配套措施跟不上，案件能否顺理成章的按照后面设计好的措施自然而然简化下来？能否达到庭审效果焦点突出、效率提高？都值得怀疑。这说明该规定的内容太少，不该规定和限制的内容太多。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是否适用简化审理，主要的提起主体应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检察官法官根本无须过多审查。被告人同意了，案件自然简化，想复杂也因庭审无对抗性复杂不起来。
总而言之，许多基层司法机关的操作方案存在着主次内容比例失调、实质规定缺乏的弊端，操作方法上随意化很大。即使是庭上简化规定，也对于举证质证、辩论规则、法官认证标准和参与主动调查的程度等规范不够，对防止重复举证，控辩双方隐瞒证据、证据突袭，举证重点不突出等缺乏应对办法。不能不说是条文结构不合理，指导意义并不大。
四、无谓的法律冲突
如前所述，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本已十分简单，简化的对象无必要也无依据集中在法条上。即使要改，应在如何增加创新意义的措施上做文章。但目前庭审中存在着公诉人不讯问、辩护人不发问、合议庭告知被告人诉讼权利移到庭前开庭后省略、只辨量刑、控方组合出证、庭前法官阅卷、对被告人实行程序性的从轻处罚等，与现行法律是冲突的。既无依据，有些规定又对提高效率作用不大，完全可以不省略。如对被告人适用程序性的从轻处罚，已经明显带有交易的性质。而“被告人认罪”仅对辨诉交易有意义，按惯例应由控方根据需要向法官提出，不能由法院给予一律从轻。有人认为，一旦被告人对从轻处罚期望过高，判决后失望，提出二审，重新展开对抗，则效果不好。再如控方组合出证，在无庭前证据开示的情况下，肯定限制了辩护权，使辩方丧失获得对己有利证据的机会。即使我国实行证据开示，但被告人并不参与开示，因此综合出证也必然限制其辩护权，举证时应该给被告人以认可的机会。4官庭前阅卷更是违反“中立”的职业规范。
对目前适用简化审理的案件，如果非要减少环节，倒不如明确规定控辩双方无异议的证人、鉴定人可不出庭，允许辩护人庭前到控方阅卷，法官适当尊重控辩双方达成的证据合意等。既可避免目前一味强调“证人出庭”而无法实现的尴尬局面，利于建立合理的证人证言采用规则，也符合繁简分流，简单案件允许实行起诉便宜主义的方向。
五．职权主义明显，配套措施不够
简化审推行初期，一些地方出台规范时存在着检法各自为政，独家定规则的现象。在大部分检法共同出台的规定中，都很少考虑被告人、律师方的意见，《意见》出台后，加入了司法行政部门的意见，十分及时。但是其中内容仍对律师方权利涉及甚少，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所以该项改革在实践中律师普遍反映冷淡，认为限制了辩护权。可以预计短期内这种现象不会改变。对于我国目前律师刑事辩护业务萎缩后大量无辩护人的被告人而言，被动地位更明显。毕竟庭审是刑事诉讼的重心，不通盘考虑各方立场，就不能实现庭审的应有作用。对于辩护人，庭审是体现其作用的关键，不给其任何权利，只让其“配合”审判简化（一定意义上限制其庭上发挥），也是不公平的。目前之所以律师抵制的声音小，一方面是无律师被告人多，一方面确实存在着律师迫于形势、被动接受的现象。
漠视被告人、辩护方的权益是简化审改革中职权主义色彩仍然浓厚的表现。但是，法院一方面想摆脱案件积压的羁绊，一方面又放不下长期形成的职权主义审判习惯，不能容忍或不信任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和证据在庭前过滤加工。突出表现在庭前要求控方移送全部案卷，或主持控辩双方的证据交换等，本身就有矛盾。这也是当前简化庭审中“简化而不优化”，法官庭审压力减少工作量并未减少的原因所在。应该看到，检察院适用简化审时主动与法院配合过多，客观上放弃了一部分检察职责，使法官的思路与控方合拍，达到有利于控方的目的，也难辞其咎。从各国的法律规定看，简化程序的运转多以检方直接参与为条件和前提，法官在审判中尽管拥有一定司法审查权，但仍处于受监督地位，以确保控审分离。
简化审的配套措施中，完善审前程序最必须。现行审前准备程序存在的问题已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和效率，这是建立以当事人为主导的审前准备程序的现实基础。5一是建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将简单案件的大部分庭前操作交由控辩双方去完成，既可大大减轻法院的压力，又可调动控辩双方主动适用简化审的积极性，必然使庭审焦点突出、效率提高，也有利于“法官居中”地位的逐步确立。让控辩双方提前开示证据比法官提前阅卷无疑效果好的多。二是切实落实对无辩护人被告人指定律师和搞好法律援助工作。这都需要司法行政部门的支持配合。另外，在证据开示中，一般不应由法官主持，按照发达国家的惯例，法官主持证据开示需由非审判法官进行，6而这一点我们目前根本办不到，故法官主持证据开示很有可能形成“庭前开小庭”的现象，回到先定后审的老路


国家保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

（1990年4月25日 国家保密局令第1号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下简称《保密法》）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保密工作部门是国务院的职能机构，根据《保密法》和本办法主管全国的保密工作。
县以上地方各级政府的保密工作部门，在上级保密工作部门的指导下，依照保密法律、法规和规章管理本行政区域的保密工作。
第三条 中央国家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主管或者指导本系统的保密工作，组织和监督下级业务部门执行保密法律、法规和规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单独或者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主管业务方面的保密规章。
第四条 某一事项泄露后会造成下列后果之一的，应当列入国家秘密及其密级的具体范围（以下简称保密范围）：
（一）危害国家政权的巩固和防御能力；
（二）影响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
（三）损害国家在对外活动中的政治、经济利益；
（四）影响国家领导人、外国要员的安全；
（五）妨害国家重要的安全保卫工作；
（六）使保护国家秘密的措施可靠性降低或者失效；
（七）削弱国家的经济、科技实力；
（八）使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失去保障；
第五条 保密范围应当根据情况变化适时修订，修订的程序依照《保密法》第十条的规定办理。
第六条 涉及国家秘密的机关、单位，应当进行经常性的保密教育和检查，落实各项保密措施，使所属人员知悉与其工作有关的保密范围和各项保密制度。
第二章 确定密级、变更密级和解密
第七条 各机关、单位依照规定确定密级、变更密级和解密，应当接受其上级机关和有关保密工作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第八条 各机关、单位对所产生的国家秘密事项，应当依照保密范围的规定及时确定密级，最迟不得超过十日。
第九条 密级确定以后，确定密级的机关、单位发现不符合保密范围规定的，应当及时纠正；上级机关或者有关保密工作部门发现不符合保密范围规定的，应当及时通知确定密级的机关、单位纠正。
第十条 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和属于何种密级不明确事项，依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绝密级由国家保密工作部门确定；
（二）机密级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或者其上级的保密工作部门确定；
（三）秘密级由省、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或者其上级的保密工作部门确定。
其他机关经国家保密工作部门审定，可以在其主管业务方面行使前款规定的确定密级权。
第十一条 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和属于何种密级不明确的事项，产生该事项的机关、单位无相应确定密级权的，应当及时拟定密级，并在拟定密级后的十日内依照下列规定申请确定密级：
（一）属于主管业务方面的事项，逐级报至国家保密工作部门审定的有权确定该事项密级的上级机关；
（二）其他方面的事项，逐级报至有权确定该事项密级的保密工作部门。
接到申请的机关或者保密工作部门，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批复。
第十二条 依照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行使确定密级权的保密工作部门和其他机关，应当将其行使确定密级权的情况报至规定保密范围的部门。
第十三条 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由确定密级的机关、单位标明密级；依照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确定密级的，由提出申请的机关、单位标明密级。
属于国家秘密的事项不能标明密级的，由产生该事项的机关、单位负责通知接触范围内的人员。
第十四条 国家秘密事项的密级，应当根据下列情形之一，由确定密级的机关、单位及时变更：
（一）该事项泄露后对国家的安全和利益的损害程度已发生明显变化的；
（二）因为工作需要，原接触范围需作很大改变的。
情况紧急时，可以由上级机关直接变更密级。
第十五条 对保密期限内的国家秘密事项，根据情况变化，有下列情形之一，由确定密级的机关、单位及时解密：
（一）该事项公开后无损于国家的安全和利益的；
（二）从全局衡量公开后对国家更为有利的。
情况紧急时，可以由上级机关直接解密。
第十六条 对于上级机关或者有关保密工作部门要求继续保密的事项，在所要求的期限内不得解密。
第十七条 各机关、单位确定密级、变更密级或者决定解密，应当由承办人员提出具体意见交本机关、单位的主管领导人审核批准；工作量较大的机关、单位可以由主管领导人授权本机关、单位的保密工作机构或者指定负责人员办理批准前的审核工作。
前款规定的执行情况应当有文字记载。
第十八条 国家秘密事项变更密级或者解密后，应当及时通知有关的机关、单位；因保密期限届满而解密的事项除外。
国家秘密事项变更密级或者解密后，应当及时在有关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上标明；不能标明的，应当及时将变更密级或者解密的决定通知接触范围内的人员。
第十九条 确定密级的机关、单位被撤销或者合并，有关变更密级和解密的工作由承担其原职能的机关、单位负责；无相应的承担机关、单位的，由有关的上级机关或者保密工作部门指定的机关负责。
　第三章 保密制度
第二十条 接触国家秘密事项的人员或者机关、单位的范围，由确定密级的机关、单位限定。接触范围内的机关、单位，由其主管领导人限定本机关、单位内的具体接触范围。
工作需要时，上级机关、单位可以改变下级机关、单位限定的国家秘密的接触范围。
第二十一条 复制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或者摘录、引用、汇编其属于国家秘密的内容，不得擅自改变原件的密级。
第二十二条 在对外交往与合作中，对方以正当理由和途径要求提供国家秘密时，应当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按照国家主管部门的规定呈报有相应权限的机关批准，并通过一定形式要求对方承担保密义务。
对外提供国家秘密涉及多部门的，可以由有关的保密工作部门进行组织、协调工作。
对外提供涉及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国家秘密，批准机关应当向同级政府的保密工作部门通报有关情况。
第二十三条 具有属于国家秘密内容的会议，主办单位应当采取下列保密措施：
（一）选择具备保密条件的会议场所；
（二）根据工作需要，限定参加会议人员的范围，对参加涉及绝密级事项会议的人员予以指定；
（三）依照保密规定使用会议设备和管理会议文件、资料；
（四）确定会议内容是否传达及传达范围。
第二十四条 涉及国家秘密的重要活动，主办单位可以制定专项保密方案并组织实施；必要时，有关保密工作部门应当会同主办单位工作。
第二十五条 属于国家秘密不对外开放的场所、部位的保密措施，由有关机关、单位制定或者与保密工作部门共同商定。
第二十六条 发生泄密事件的机关、单位，应当迅速查明被泄露的国家秘密的内容和密级、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危害的范围和严重程度、事件的主要情节和有关责任者，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并报告有关保密工作部门和上级机关。
第四章 奖 惩
第二十七条 凡有下列表现之一的个人或者集体，由其所在机关、单位、上级机关或者当地政府依照规定给予奖励：
（一）在危急情况下，保护国家秘密安全的；
（二）对泄露或者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的行为及时检举的；
（三）发现他人泄露或者可能泄露国家秘密，立即采取补救措施，避免或者减轻损害后果的；
（四）在涉及国家秘密的专项活动中，严守国家秘密，对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作出重要贡献的；
（五）在国家保密技术的开发、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或者显著成绩的；
（六）一贯严守国家秘密或者长期从事保密工作的管理，事迹突出的；
（七）长期经管国家秘密的专职人员，一贯忠于职守，确保国家秘密安全的。
第二十八条 对于为保守国家秘密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或者集体，各级保密工作部门和其他有关的保密工作机构，应当向有关机关、单位或者政府提出奖励的建议；需要时，也可以直接给予奖励。
第二十九条 凡泄露国家秘密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有关机关、单位应当依照规定并根据被泄露事项的密级和行为的具体情节，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条 对泄露国家秘密尚不够刑事处罚，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应当从重给予行政处分：
（一）泄露国家秘密已造成损害后果的；
（二）以谋取私利为目的泄露国家秘密的；
（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不大但次数较多或者数量较大的；
（四）利用职权强制他人违反保密规定的。
第三十一条 泄露国家秘密已经人民法院判处刑罚的以及被依法免予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从重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二条 泄露秘密级国家秘密，情节轻微的，可以酌情免予或者从轻给予行政处分；泄露机密级国家秘密，情节轻微的，可以酌情从轻给予行政处分，也可以免予行政处分；泄露绝密级国家秘密，情节特别轻微的，可以酌情从轻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三条 各级保密工作部门和其他有关的保密工作机构，可以要求有关机关、单位对泄密责任者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处罚；对行政处分或者处罚决定持有异议时，可以要求对作出的行政处分或者处罚进行复议。
第三十四条 因泄露国家秘密所获取的非法收入，应当予以没收并上交国库。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保密法》和本办法规定中的“泄露国家秘密”是指违反保密法律、法规和规章的下列行为之一：
（一）使国家秘密被不应知悉者知悉的；
（二）使国家秘密超出了限定的接触范围，而不能证明未被不应知悉者知悉的。
第三十六条 《保密法》和本办法规定中的“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和属于何种密级不明确的事项”，是指在有关的保密范围中未作明确规定，而符合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事项。
第三十七条 不属于国家秘密的其他秘密或者机关、单位的内部事项，不适用《保密法》和本办法。
第三十八条 《保密法》施行前所确定的各项国家秘密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应当依照《保密法》和本办法进行清理，重新确定密级和保密期限或者解密。
尚未进行清理的，仍应当按照原定密级管理；发生、发现泄露行为时，应当依照《保密法》和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对所涉及的事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和属于何种密级重新加以确认。
第三十九条 中央国家机关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可以根据本系统、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根据《保密法》和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四十条 本办法由国家保密工作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