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受益权的法律性质新探

作者：徐卫


摘 要

信托受益权的法律性质是信托法中的重大问题，它不仅关系到信托制度的具体构建，也关系到信托受益人的法律保障程度与效果。然而，这一重大问题在理论界却存在诸多分歧。这些分歧没有从深层角度进行思考，在方法论上存在不足。从信托本质及其机制运作、物权理论的真正内涵及其变化发展来看，信托受益权应定位于物权，并且是传统物权不能包容的新型特殊物权。我国信托法在具体制度构造上债权性因素明显，这种构造不具有逻辑性和妥当性。

　　关键词：信托受益人;信托受益权;信托;新型特殊物权



　　一、信托受益权的法律性质定位分歧

　　(一)观点分歧

　　信托受益权是指受益人在信托中享受信托利益的权利。目前，学术界对信托受益权性质的认识并不统一，其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种观点上。

　　一种观点认为，信托受益权是兼具债权和物权性质的复合性权利。例如，日本学者四宫和夫指出，受益人拥有对信托财产的支付请求权即债权，除此之外，还拥有对信托财产的物权性权利，所谓物权性权利，并不是从外部去限制完整权利的限制物权，而是内在于信托财产的目的性限制所形成的特殊形态。因此，基本上来说，受益权是对信托财产的债权，但同时也是对信托财产的一种物权性权利(四宫和夫，平成6年)。另一种观点认为，信托受益权应定位于债权如李锡鹤教授指出:“受益权是受领和请求受托人的特定行为的权利，属于债权;所含监督、异议、知情、撤销等权能，均不得直接对标的物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实为债权之救济权利，派生权利，属于债权之权能(李锡鹤，2005)。”还有一种观点则主张，信托受益权属于一种独立的新权利。例如，周小明博士指出:“信托构造既具有物权关系的内容，又具有债权关系的内容，还具有物权关系和债权关系所不能涵盖的内容(比如信托财产独立性、委托人和受益人的监督权及其查阅知情权等)，……必须承认信托是一种独立形态的权利组合，其子系统——受托人的权利义务和受益人的权利义务也是如此(周小明，1997)。”

　　(二)本文的评判

　　以上三种观点是目前学术界对于信托受益权性质认识的主要观点，很具有代表性，然而这几种观点都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

　　第一种观点对财产权的性质定位并不可取。我们不能因为一种权利同时具有债权性和物权性的某些内容或效力，就做出其兼具债权和物权的中庸判断。实际上，(一些)债权具有物权性因素，反过来，一些物权也具有债权性因素。①但理论上并不妨碍将其认定为债权或物权。

　　对此，孟勤国教授精辟指出:物权与债权在现实生活中的区别通常是确定的、清晰的。有似此而彼的现象，不等于此与彼之间再无分界，只是人们不够深入或有所偏差。以租赁权为例，租赁权的物权化一直被公认是物权和债权趋于合流的典型。但其实租赁权本身就是一种物权，租赁权能使承租人占有、使用租赁物，而且在租赁期内能排除出租人对租赁物的干预。这里早就包含了物权的一切要素。因此将租赁权看作是债权，并加以债权物权化，实际上混淆了权利产生的原因和权利本身之间的区别(孟勤国，2002)。

　　第二种观点以给付请求权作为债权定位的理由并不充分。虽然信托利益不能自动归人受益人而须通过向受托人请求方能实现。但信托本来是依据受托人管理财产的机制，如果受益人可对正常管理下的信托财产行使物权，受托人就无法进行管理。所以，受益人享有的种种权利仅具有消极性质，主要在于确定受托人未违反其职务。其权利的核心是如何防止受托人的不当行为，这才是信托受益权的主导方面。至于受益人的给付请求权只是实现其利益的方式，它是受益人与受托人在信托内部产生的一种特殊关系，不是受益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外部关系。

　　我们不能从内部关系对权利性质进行定性，而应从外部关系进行定性。

　　第三种观点虽较为灵活，但债权物权二分模式是民法理论和体系构架的基本点。我们不应轻易回避它。对此，柳经纬教授形象地指出:“物权与债权的二分是应当坚持的，不能因为有混合性权利的出现就否定二分法，就像我们不能因为两性人的存在就否定男人和女人的划分，或因手机和电脑功能集为一体的通讯工具的出现就否认电脑和手机的区分一样。”②因此，在一种新的权利出现时，应尽可能将其纳入债权或物权体系之中，而不是简单地用新权利来解决。否则，任何一种新的权利都可能轻易逸于债权或物权之外。果真如此，债权物权二分模式将会被彻底瓦解。

　　二、从内在视角与现实性根据看信托受益权的性质定位

　　在论证本题之前，有必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信托受益权的债权或物权定位是否有意义?有人对此持否定态度，③我们则持相反立场。理由是:信托法属于民事特别法，它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规范所有的内容，肯定有一些内容尚未规范，对于尚未规定的问题自然需要依据民法的规定和法理进行解决。由于大陆法系民法是以物权债权二分进行构建的，为此，就需要首先明确它是物权还是债权。以信托受益权的诉讼时效为例，各国信托法对此都没有加以明确规定，这就需要根据民法的规定和法理进行解决，而在民法中，物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同债权请求权有所不同，解决此问题，明确它是债权还是物权显然甚为关键。另外，信托违反的损害赔偿问题也没有进行全面的规范，在受益人的权益受到侵害时，究竟适用侵权损害赔偿救济还是违约救济也有疑问。由于大陆法系对侵权行为是否包括债权一直存在争议，信托受益权是债权还是物权对受益人能否请求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也至为关键。可见，划分债权或物权具有实践上的意义。退一步讲，即使信托法对所有内容都进行了规范，将其划分为债权或物权也具有维护民法法系物权和债权二分的理论意义。毕竟，“在大陆法系乃英美法系的现在乃至将来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区分物权和债权仍然是主流，二者的界线在总体上仍然是不可逾越的”。

　　既然信托受益权的债权与物权划分具有实际意义，那么对信托受益权如何定位呢?我们认为，信托受益权应定位于物权。

　　(一)内在视角的分析

　　内在视角的分析，即从信托制度及其运作机制内在层面来考察信托受益权定位物权的法理逻辑。现论述如下。

　　内在视角之一。从英美信托法的产生来看，信托法的实质就是普通法所有权和衡平法所有权的并存和制约。所以，大陆法系引进信托法后，为了说明信托制度的特质，学者往往采取名义所有权和实质所有权的区分理论，即认为受托人拥有名义上的所有权，而受益人拥有实质上的所有权。尽管这种区分理论很难融人大陆法系所有权体系之中，但不难看出，其意图乃在于最大限度接近英美信托法的普通法所有权与衡平法所有权的法律设计，以便给予受益人不同于债权性质的保护，从实质上贴近“正宗”信托法。显然，若承认受益权是债权，不仅与学者上述目的不符，也与信托实质相差甚远。虽然大陆法系所有权概念的绝对性和一物一权原则使立法赋予受益人信托财产所有权不现实，但赋予其他物权则完全可行。这种物权虽然不是所有权，但与债权相比，无疑较为接近信托的实质。

　　内在视角之二。信托财产独立性是信托法的一项基本原则。④它使信托财产成为具有主体化性格的财产，从而不仅导致信托财产的非继承性、破产财团的排除、强制执行的禁止、抵消的禁止、混同的禁止等一系列直接法律后果，而且还使信托财产表现出鲜明的同一性和代位性等特征。同一性是指“在受托人将信托财产换成其他财产，受益人的利益与受托人的义务就转移到交换后的新财产上(乌戈.马太，2005)。”即信托财产因管理、处分所产生的收益视为信托财产。代位性是指信托财产因受托人的管理、处分、灭失、毁损或者其他事由的发生而得以改变的各种形态物都属于信托财产。其中，同一性犹如所有物之孳息，代位性类似于抵押权的代位性。这种同一性和代位性使受益人基于信托财产的信托利益权利显然不能通过受托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债权模式来构设和解释，因为，受益人对受托人的债权无法随着信托财产形态的变动和量的变动而变动。相反，物权则不存在上述障碍，因此，将信托受益权定位于物权能与信托财产独立性原则保持一致。

　内在视角之三。信托是由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为基本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其中，在重视强者和弱者区分的现代法制社会中(四宫和夫，1995)信托受益人显然归于弱者的行列:一方面，信托受益人不是信托契约的订立者，其利益的确定等完全由委托人和受托人确定;另一方面，受托人现在都是专业性信托公司。为了不让法院过多干涉和受益人为帽子掉地之类小事起诉，他们往往控制信托文件的起草，并采用各种技术保障他们自己的利益(劳伦斯.M.弗里德曼，1994)。既然受益人处于弱势地位，为保护弱者，一定要有倾斜制度来进行支持和保障。当然，在“今天，对于以其是社会‘弱者’为由而对其进行特别保护，不仅会遭到‘强者’，也会遭到‘弱者’的反对。但是，为了在市场这个环境下使游戏能够成为游戏，很有必要在当事人之间设立进行游戏的前提——那就是公平的进行游戏。……因此，先补足‘弱者’的不足，在此基础上再开始游戏——这也是可以充分考虑的方略(大村敦志，2004)”。而对受益人这种弱者来讲，其权利的物权定位显然是补足的最佳策略。毕竟，物权使信托财产及利益的追及“不仅仅可以用于追及辗转流入他人之手的可辨认的同一物体，而且可以追踪包含在连续的投资变化之中的已经转化为各种特定客体的同一基金，无论它仍在原受托人手中或已流转到其他人手中，如推定受托人或其他人(劳森、拉登，1998)。”
电信网间互联中的诚信问题

王春晖


电信服务的基础是传输，传输的载体是网络。如果没有一个四通八达的通信网，国家的经济活动就无法正常运行，广大人民群众的交往与联系就难以实现。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战略目标。这不得不使中国电信业的经营者和电信监管者认真地思考，中国电信服务市场的发展是否是理性的，中国电信监管的难点究竟何在？根据全国信息产业工作会议的精神，中国电信监管的重点，仍然是确保网间通话畅通。2003年，政府将加大互联互通工作中出现的恶性事件的查处力度，对蓄意破坏正常通信秩序的企业负责人和有关人员，要依照有关规定予以严厉追究。
根据我国现行的网间互联法规和规章，电信网间互联实行技术可行、经济合理、公平公正和相互配合的原则。技术可行主要解决互联点的设置和可行的互联技术方案；经济合理主要是互联费标准的确定；公平公正应落实在两个方面：一是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要公平公正地对待本网的用户和其他电信经营者的用户，以及公平公正地对待任何一个电信经营者；二是电信管理机构要公平公正地处理电信业务经营者之间的互联争议；相互配合应重点落实在互联协议的全面履行上。互联互通中最为突出也最为引人关注的焦点，是“通而不畅”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已不是技术问题，也不完全是利益冲突问题。关键是人的观念问题，说到底是一个诚信问题。按照《公用电信网间互联管理规定》，互联协议由电信业务经营者省级以上机构之间按照《合同法》及国家有关规定签订。《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信原则是合同法的最关键的原则，被称为债法的最高指导原则和“帝王规则”。主导的电信经营者与其他电信经营者在签订互联协议后，必须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地履行互联协议，以善意的方式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不得有任何恶意和欺诈行为，并以此为标准，维护互联另一方及其用户的利益。然而，主导的电信经营者在履行互联协议中，多数不能履行互联协议约定的通信质量指标，网间接通率远远底于法定的20%，有的地方的接通率仅为3%。为什么主导的电信经营者有能力履行其承诺的义务，而不去实践呢？下面我借助一个著名的Mooran式问题加以说明。该问题设问：“根据我所订的协议，我有义务做A，但是我是否真的有义务去做A吗？”。我们都会认为，提出这样问题的人精神上肯定有问题，或者象这样的问题是不会有人提出的。道理很简单，根据我和他人签订的协议，我有义务做A，那么我就应该去做A，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是，Mooran的问题是：“我真的有义务去做A吗？”。请大家试想，这种想法为什么可以成立？举一个例子，一主导的电信经营者（甲）与一新的电信经营者（乙）签订了互联协议，协议明确约定：甲保证提供优质的互联网间传输质量，网间接通率不底于50%。结果在协议履行期间，乙用户的网间接通率竟然低于10%。于是乙就质问甲，为什么不按照协议履行其承诺。出于乙的意料，甲竟然反问乙：“为什么我要保证你50%的接通率？”。这时，乙听了以后大怒：“我们双方在互联协议中有约定，保证网间接通率不底于50%，是你的义务，你必须按照协议实践这一义务。”甲听了乙的话，大笑。他不动声色地说：“即使我在协议中承诺过，但这并不对我构成义务。” 在这例子中，我们都会认为甲严重地违反了双方的约定。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哲学问题提出的时候，我们会感到甲发现了一个真正的问题，当进一步追问这个问题时，似乎很少有人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协议签订后，如果一方不去实践协议的承诺，这份协议就是废纸一张；问题是为什么一个人必须去遵守他的承诺呢？”。笔者认为，这不是协议本身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跳出协议本身去寻找一个协议可以成立的依据，那就是诚信。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遵守承诺不是合同义务，而是一种道德义务；诚信就是将道德伦理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的一般抽象。Mooran式问题告诉我们，如果不建立诚信的互联互通法律环境，互联互通中的通而不畅问题是不能得到彻底解决的。那么，互联协议履行中诚信原则的确立，究竟有何功能？笔者认为其功能起码有三项：
1、 确定行为规则。诚信原则的基本功能就是确定以善意的方式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行为规则。
2、 平衡利益冲突。首先是平衡互联双方之间的利益冲突。诚信原则在当事方发生利益冲突时，能协调当事人的利益，作出平衡的选择；其次是平衡当事人利益与用户利益之间的冲突，要求当事人在从事互联互通活动时，要充分尊重用户和社会的利益，不得损害用户和社会的利益。
3、 解释法律、法规和协议。诚信原则具有解释法律、法规和协议的功能。他要求在法律、法规和协议缺乏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时，执法者应根据诚信原则，准确地解释法律、法规和协议。
对于任何一个网间互联中的主导电信业务的经营者来讲，诚信就是你向另一电信业务的经营者极其用户信守承诺的责任感；诚信就是对自己提供的互联网络质量后果负责的道德感。事实上，无论是主导的电信经营者还是非主导的电信经营者，要生存，要发展，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诚实守信，信用是中国电信经营者最重要的资本。在此，笔者建议：中国的主要电信经营者应联合向全社会推出“信用中国电信业”。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1、 强化电信经营者的信用意识，塑造一种“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行业风尚。笔者建议，每一个领取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电信业务的经营者，应向电信业务的主管机构提交一份《电信经营者信用宣誓书》，并把这项制度法律化。
2、 制定电信业信用管理制度。尽管电信业的信用基础要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业道德规范来维持，但是在道德规范不足调整电信经营者的失信行为时，就要靠一定的制度去约束电信经营者的失信行为。为此，笔者建议：建立一种“电信经营者失信惩罚制度”，对于那些在互联互通中严重失信的电信经营者、主要负责人和主要责任人，给予严厉的惩罚，加大其失信的成本，使其不敢失信；另外，对电信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互联互通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行为，也必须给予严厉惩处。在建立电信经营者失信惩罚制度的同时，也应考虑建立“电信经营者守信激励机制”，使那些信用好的电信经营者，因守信而获得更大的利益。
3、 建立互联互通公示制度。对于故意制造网间互联中的通而不畅的电信经营者、主要负责人和主要责任人在媒体上公开通报。
可以肯定地讲，建立诚信的互联互通制度是来自广大电信用户和全社会的呼声。广大的电信用户在呼唤，全社会在期待，让互联互通中的诚信意识尽快在中国电信业中建立；让全体电信经营者共同努力打造中国电业的信用品牌。

作者简介：
中国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律师协会（IBA）商法部成员、山西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法律顾问。